晋北访古之行——大同善化寺三圣殿

在天王殿之后,是一座屋顶高耸的建筑,就是三圣殿。

一般在看到“三圣”这两个字眼的时候,下意识会想到“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

但是在三圣殿门前的介绍上是这样写道:

三圣殿,是善化寺中殿,殿内中央塑有“华严三圣”像。中为毗卢遮那佛,左为文殊萨,右为普贤著萨。殿内还保存有金代的两通碑碣,其中金大定十六年的这一通为宋通问副使朱弁所撰,尤为珍贵。这通金碑不仅是珍贵的文物资料,而且也是难得的书法妙品。

所以善化寺的三圣殿中供奉的是“华严三圣”即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但有着“华严三圣”组合的殿堂又一般不会称之为“三圣殿”,通常会称之为“普光明殿”、“毗卢殿”、“华严殿”等,那这个殿堂中三尊造像是“华严三圣”抑或是其他题材?我抛砖引玉,试着讨论一下这个疑惑。

架构

三圣殿坐落在善化寺中轴线的中部,是一座建在1米左右高台上的五开间单檐庑殿顶建筑。

殿堂举折较高,一般的厅堂式结构建筑大多为四分之一举,而三圣殿则是三分之一举。所以从正面看,较短的正脊加上垂脊的弧度,屋顶的整体曲线十分优美,高俊且不生硬。

平面上面广五间,通面阔32.68米,进深四间,通进深20.5米。

当心间的架构则是八架椽屋,六椽栿对乳栿用三柱。其中六椽栿用蜀柱,四椽栿和平梁则是采用了典型的辽代做法,即用了叉手和蜀柱。

而且在殿堂内工匠灵活的使用了移柱和减柱的处理手法,所以其梁架形式不拘一格,具体不详细展开了,这也是大致建筑断代的一个特征。

铺作

三圣殿的斗拱用材为26厘米,厚16~17厘米,大致为二等材的级别。

铺作排列为当心间和稍间为双补间铺作,次间为单铺作斜拱。

斜拱也是辽金建筑的一个大致断代特征,而三圣殿这个斜拱酷似一朵盛开的花,每一跳出45˚斜拱,其繁复的结构与巨大的体量,足已成为铺作技艺史中的一朵奇葩。

柱头采用六铺作单杪双下昂计心重栱,出三跳,第一跳是拱,后两跳是昂。

里转则为四铺作出一杪。

造像

因为殿堂内部采用了彻上明造(没有天花板)和移柱减柱的手法,所以在踏入殿堂时会明显感觉其空间的宽敞。

殿内造像题材为一佛两菩萨两胁侍,在冯骥才主编的《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中标明为“华严三圣”:

三圣殿内明代泥塑六尊。正面佛坛塑有华严三圣,中为毗卢遮那佛,左侧为文殊菩萨,右侧是普贤菩萨。中间佛两侧立胁侍苦萨,佛坛背后塑韦驮天王。

但是书中对于为什么判定为“华严三圣”并没有写明具体的理由。

从个人角度对这六尊造像进行一个题材的分析:

首先从主尊开始,主尊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之上,右手结说法印,左手结稍显简化的触地印。从手印上推断,可能为释尊像,因为说法印和触地印是释尊像比较常见的手印,而如果是毗卢遮那佛,则一般会结毗卢印或智拳印。

如果按照推论,主尊为释尊,那么普遍情况下释迦佛的两侧胁侍应该为阿难与迦葉,但是三圣殿的两胁侍并不是这两位,所以这就产生了矛盾。

这只是从造像艺术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但是从教理上来看,毗卢遮那佛与释迦摩尼佛其实为同一佛,《成唯识论》卷十中:

「大覺世尊成就無上寂默法,故名大牟尼。此牟尼尊所得二果,永離二障,亦名法身。無量無邊力無畏等大功德法所莊嚴故。體依聚義總說名身,故此法身五法為性,非淨法界獨名法身,二轉依果皆此攝故。如是法身有三相別:一自性身,謂諸如來真淨法界,受用、變化平等所依,離相寂然絕諸戲論,具無邊際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實性。即此自性亦名法身,大功德法所依止故。二受用身,此有二種:一自受用,謂諸如來三無數劫修集無量福慧資糧所起無邊真實功德,及極圓淨常遍色身,相續湛然盡未來際,恒自受用廣大法樂。二他受用,謂諸如來由平等智示現微妙淨功德身,居純淨土為住十地諸菩薩眾現大神通轉正法輪決眾疑網,令彼受用大乘法樂。合此二種名受用身。三變化身,謂諸如來由成事智變現無量隨類化身,居淨穢土為未登地諸菩薩眾、二乘異生稱彼機宜現通說法,令各獲得諸利樂事。以五法性攝三身者,有義初二攝自性身,經說真如是法身故,論說轉去阿賴耶識得自性身,圓鏡智品轉去藏識而證得故。中二智品攝受用身,說平等智於純淨土為諸菩薩現佛身故,說觀察智大集會中說法斷疑現自在故,說轉諸轉識得受用身故。後一智品攝變化身,說成事智於十方土現無量種難思化故。」(CBETA 2019.Q2, T31, no. 1585, pp. 57c15-58a13)

关于三身佛,是造像史绕不过去的点,这涉及到许多的教理支持,具体先不展开讨论了(可能毕业论文是这个方向)。所以主尊是毗卢遮那佛或释迦佛都能说得过去。

然后再看两侧的菩萨,首先可以排除是“西方三圣”的组合了,因为这两尊菩萨没有很明显的能代表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的标志,如头冠上的化佛和宝瓶。如果按照“华严三圣”的组合,这两尊就应该对应着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但是我真的也没有看出任何代表着两位菩萨的标志。即使是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中同样坐于宝座的文殊、普贤菩萨,他们的宝座之下也有其坐骑的表现。

同样是“华严三圣”题材的定襄洪福寺毗卢殿的宋代造像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两侧菩萨的须弥座下能看到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相对应的坐骑,而左侧的文殊菩萨红脸,外袍内铠,与日本奈良兴福寺的武装文殊异曲同工。

中间的阿难、迦葉(抱拳)尊者则代表主尊为释迦佛(同毗卢遮那佛),且主尊的手印与三圣殿主尊十分相似。

回到三圣殿的两位菩萨上,相对于洪福寺的菩萨像,其外观特点并不十分清晰。所以无法很明确的断定为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所以安立为“华严三圣”会略显得牵强。

大胆地猜想,如果三圣殿之中的造像仅仅只是无主题的一佛二菩萨,那能说得通吗?在造像艺术中,这种没有明确的佛菩萨造像也是存在的,南北朝时期的造像中有不少都没有明确表明是哪位佛菩萨。

如这尊成都博物馆藏的北周时期背屏佛像,就无法从造像上分辨出这种组合属于哪种。

这尊邺城出土的北齐时期坐佛组合,也同样无法明确断定是什么佛什么菩萨。

那么善化寺三圣殿中的三尊明代造像是否也是如此呢?

刚才我们的猜想依旧是站在造像艺术的角度上的,如果我们跳出这个视角,从其他角度来思考,或许能得到其他信息。

我们可以知道,造佛菩萨像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方便禅定中的观想,二是供养。第一个仅局限在石窟寺中,所以第二个目的则是世间造像最主要的目的。在佛教许多经典中都明确了造像的功德,如《妙法莲华经》卷1中:

「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像,
刻雕成眾相,皆已成佛道。
或以七寶成,鍮石赤白銅、
白鑞及鉛錫,鐵木及與泥,
或以膠漆布,嚴飾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CBETA 2019.Q2, T09, no. 262, pp. 8c26-9a2)

所以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民众,都乐于造佛菩萨像,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有功德的。

而刚才举的两个南北朝的例子,属小型的背屏类造像,推断应该是用于个人在家宅中供养的。佛教其实在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祈福需求,供养佛像并非要明确地要去礼拜具体的某一尊佛菩萨,而是为了给自己祈福,增加个人的利益,所以这种小型造像也不需要太明确具体的佛菩萨。

相反,在寺院中的大型造像,必然是有目的性地塑造,因为寺院是一个大的建筑群,其中的每座建筑都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所以每座建筑所供奉的佛菩萨必然也与之对应。一个殿堂,费了那么大的人力与工时,塑造出不明确的造像题材来供奉,不管是从建造者和来礼拜的信徒的角度来想,这也不符合逻辑。

反观善化寺另外几个殿堂,都有着明确的造像题材。所以三圣殿的造像必然是有明确的造像题材的。

那么为什么书中明确的认为是“华严三圣”,也许是有碑刻或者文献上有记载,这方面我就没有过多的深入了解过了,也希望有人提醒。

讨论了这么多,依然没有弄明白这其中具体的缘由,无奈自己知识量有限,许多点没有涉及到,有所纰漏,这篇文章也抛砖引玉,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