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世之国

一、前言

读这本书的缘起，其实是因为写上一篇读书报告后所遗留的问题。在本人读圣凯法师的《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方法论》时，在书中第三章第二节“汉传佛教信仰对象的空间化”中提到舍利信仰是“中国政治与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圣凯法师分别举例了历史上对于舍利崇拜的事迹。并通过法门寺“影骨”的出现来说明汉传佛教对佛陀真身可视化的巨大热忱。在上一篇读书笔记中，本人认为“影骨的出现”与“汉传佛教对对佛陀真身可视化的巨大热忱”之间缺少足够的论证。并以这个问题由此引申到了印度地区的舍利崇拜与佛塔崇拜在佛教传入汉地之后又发生了如何的变化的思考。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了解。在写完上一篇读书报告之后，正好可以借《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这本书来一探印度与中国地区舍利崇拜与佛塔崇拜的演变，于是便有了这一篇读书报告。

二、内容综述

这本书其实是作者于薇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博士学位出版论文。关于佛教舍利领域的研究，在学术界以及有比较丰富的成果，如考古学上的时空资料系统的建立、形制的排比、图像的解读、舍利制度与王权的关系。作者按照时间关系，从中印度传统到犍陀罗地区的舍利供养方式进行了疏理，比较了两个地区的不同。然后视角回到南北朝隋唐时期，通过参考出土文物与检索文献，对当时舍利供养、颁送、展示方式和仪式的演变以及与王权的政治关系进行疏理，并将舍利供养的本土化节点进行了明确，还原了中国王权与宗教信仰互动的历史情境。
本书的绪论中，作者首先是对“舍利”与“舍利容器”两者的绑定进行了说明，强调了“{舍利几乎无法脱离容器单独存在}”。所以学术界对于“舍利”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舍利容器”的讨论。此外，关于“舍利容器”，作者独到地从观念角度将其拆分为“藏”与“现”两个概念，并将其贯穿于整本书。随后作者对当下学术界佛教舍利的研究分别从“舍利容器级舍利瘗埋制度”、“舍利容器形制与装饰”、“舍利崇拜与王权”、“宗教圣物的观看”四个方面进行介绍与回顾。
本书一共分为六个章节，依照时间线索围绕着“藏”与“现”两个主题对印度至中国中古时期佛教舍利供养活动及遗物展开研究。
在第一章中，作者聚焦于舍利供养的起点，对中印度地区、犍陀罗地区以及中亚地区的佛教舍利供养进行了疏理讨论，通过对出土舍利容器的图像类型以及盛放建筑空间进行分析，将不同地域对舍利供养的侧重点进行了分析说明。强调了中印度地区开启了“舍利”的“藏”的传统，犍陀罗地区发展出“舍利”的“示现”功能，并简单讨论了佛教舍利与世俗的关系，{尤其是王室贵族的供养礼拜使之形成了某种政治资本}。随后通过对出土的舍利容器进行类型学归类和图像学溯源，分析了中国早期舍利容器与印度、犍陀罗地区舍利容器的继承关系。
第二章则聚焦于南北朝时期舍利供养方式的改变以及对阿育王舍利信仰的强调。章节中通过考古角度对早期的舍利容器的材料、形制进行了探索，以此折射出当时对舍利供养的接受与改造。此外，作者还通过文献角度对当时南北方政权对“阿育王舍利”及“阿育王塔”这一宗教资源所进行的“明争暗斗”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中，作者除了对隋代出土的舍利容器的形制及其瘗埋规制的本土化进行讨论外，这一章节重点讨论了隋文帝时期大量通过制造政治手段制造“圣物”来{服务于宗教需要及政治目的}，并将这个事件视为“舍利崇拜”在观念上本土化的标志。
第四章中便是对唐时期的舍利容器在经历了南北朝隋代本土选择之后的形制及瘗埋规制进行了总结，并对其上的刻铭与图像进行了分析，尤其以“涅槃图像”题材为重点。除此之外，作者还以“分舍利”图像为线索，结合史料，对中古时期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了探讨。
第五章中作者{参照公元3-5世纪中亚地区的圣物展示活动、建筑遗迹与供养遗物}，以法门寺佛骨舍利被迎奉至明堂供养为例，对比唐时期的舍利展示与迎送仪式，论述了“迎奉舍利”是如何成为皇权所迷恋的神圣景观。
结论部分是本人认为作者较为创新的部分。在此章节中作者将视野扩大到世界范围，加入了对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圣物崇拜的参考，谈论了世界文明对“圣物崇拜”的相似点与区别。

三、书中闪光点

读完本书，其中的内容对我此前对于“舍利”供养的认知进行了更新，并且书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也是本人认为值得学习与借鉴的。

（一）跨学科研究

在阅读圣凯法师的《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方法论》中，圣凯法师在书中提倡佛教的研究应该是跨学科方法转向，呼吁以问题为牵引，不同学科领域进行研讨。即除了从与行动无关的思想史角度切入，还可以从与行动有关的观念史角度甚至其他方法论来进行研究，通过对“宗教、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统合，从更加宏大的叙事角度来进行呈现，避免研究越来越碎片化。在这本书中，作者便运用了多种学科的方法论对佛教舍利进行了探究，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的绪论部分就已经指出来了。
关于佛教舍利供养，不仅是一个历史现象，也可以是一种思想的体现，也可以是与行为相结合的观念……通过对舍利供养的跨学科研究，政治史的研究者可以发现舍利以及为供养舍利而产生的建筑或容器在正统论述中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宗教史的研究者可以意识到经典文本的局限性，其圣物可以在世间不断地被制造和诠解，僧侣、供养人和工匠之间的互动也造就了在经典中无法考证的社会潮流。艺术史的研究者亦将重新思考宗教图像和经典依据、工匠和供养人等关系如何在具体的时空中如何展开。
所以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本人更进一步认识到通过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之于当下佛教研究的必要性。

（二）观念角度的切入

在本书中，作者十分精准地将舍利供养活动从观念角度概括为“瘗藏”与“示现”，并在全书中都始终围绕着这两点进行讨论。
关于“瘗藏”，将舍利藏在舍利容器之中，是舍利容器最本质的功能。而作为行为而言，则是如何将舍利瘗藏于佛塔之内或塔基中而进行的系列活动。在历史上，中印度地区最早出现舍利瘗埋活动，随着佛教的北传，西北印度地区尤以犍陀罗地区为代表，发展出了对舍利的展示及观看仪式。而这些仪式需要用到特定的盛放容器、固定开启的佛塔精舍建筑以及遵循特定路线的仪式列队，这是舍利供养的“示现”功能的体现。其不仅彰显了舍利的神圣性，同时也是供养活动中最具有象征性的部分。佛教传入汉地之后，在中古时期的舍利供养活动依然围绕着这两点展开。一方面，从北朝开始，舍利瘗埋活动围绕佛塔塔基或地宫展开；另一方面，这些舍利并非总是秘藏在佛塔之内。隋代开始，迎送舍利的仪式开始具有了特别的象征意义，而唐代不仅出现在特定节日展示圣物的惯例，更是举行了全城轰动的舍利迎送仪式。
不管是在印度还是汉地，不管是公元前还是中古时期，以“瘗藏”为中心的舍利供养活动主要在佛塔或佛寺空间进行，而围绕舍利“示现”的活动则往往以“城”作为迎送及展示仪式的空间。作者能够从地域与时间两个维度中，发现舍利供养活动的共同点，并试图通过“瘗藏”与“示现”来共同勾勒出中古时期舍利供养更为宏观全面的历史图景。

四、读后思考

（一）舍利供养与佛像供养的关系

在书中第一章关于早期舍利容器的发现与研究中，作者对于犍陀罗地区舍利供养之所以在“瘗藏”之外发展出了“示现”功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虽然舍利供养的时间是远早于佛像的流行，但是在作为最初佛像出现的犍陀罗地区，佛像供养却逐渐成为主流，而舍利供养与佛像供养两者之间是处于一种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才促使了舍利供养演变出了新的特征与形式。
关于这一点，作者是通过出土文物来进行论证的。她认为中印度地区的舍利容器在形制上较少出现变化，是因为在没有佛陀形像时期的中印度地区对于舍利的认知是绝对神圣的，所以更加注重传统的延续。而犍陀罗地区的舍利供养不同于中印度地区将舍利“瘗藏”在佛塔内部，反而通过将舍利“瘗藏”在可以方便开启以便展示的建筑中。
但是，我较为不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舍利供养与佛像供养并非一种竞争关系，更多的是共存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犍陀罗地区是最早出现佛陀形像的地区，但是犍陀罗早期的佛像并非是以我们后世所普遍认知的单体雕塑而出现的，在大量犍陀罗地区佛像文物出土中，以佛塔底座四周的浮雕形式居多。而佛塔作为舍利容器，那么佛塔与佛像之间更多是一种共存关系。此外在犍陀罗艺术的中期，单体雕塑的数量才逐渐增加，但同时期佛塔作为舍利容器在佛教伽蓝布局中依旧是最中心的位置。所以，舍利供养与佛像供养并非处于一种“你存我亡”的关系之中，反而是互相成就，互相构成了当时舍利供养活动的全部。

（二）佛塔崇拜的淡化

第二点是继续关于佛塔供养相关的思考，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犍陀罗地区，佛像供养逐渐成为主流，但舍利供养（佛塔供养）与佛像供养之间依然是共存关系。但是纵观汉传佛教史，其佛塔的重要性在汉地却逐渐被淡化，这个现象是需要值的注意的。但如果将佛塔淡化的过程进一步疏理，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点。
首先在印度地区佛塔的崇拜始终还是存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在印度的伽蓝类型除了城市中的寺院之外，还有一种类型就是石窟寺。这种开凿在石壁中的洞窟，其洞窟形式中的“中心塔庙”窟是一种对城市伽蓝形制的模仿。所以，在印度地区的寺院中，佛塔始终都是被放置在中心位置。而佛教传入汉地后，从现在考古发掘中可以知道在南北朝时期佛塔依旧是伽蓝的中心，这个现象持续到了唐代。随着“舍宅为寺”的兴起，更多的寺院是依托于现有的住宅布局改造而来的。而中国传统建筑中布局中，往往是将殿堂视为中心部分，这便与佛塔的放置存在冲突。从考古发掘的寺院遗址中，唐代之后的伽蓝布局中佛塔的位置确实逐渐从中心位置向边沿移动，甚至消失。而在这个现象背后，本质上还是佛教观念与汉地本土观念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值得进行讨论的议题。

五、后记

以上便是本人在阅读《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后所记录的报告。书中的方法论对本人自身专业学习提供了参考，同时书中的新材料也更新了本人对印度地区舍利崇拜与佛塔崇拜的认识，同时具有启发性与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