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熹对佛教“空”义的理解
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有一组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泉州所留下的，除了开元寺的楹联，在武夷山的慧苑寺也留有“静我神”的匾额。此外还与佛教僧人往来频繁，从各类文献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记载。都说明了朱熹一生都与佛教的联系十分密切，
朱熹对“空”义的批判
随着先秦儒学在经过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以及隋唐佛学的发展之后，其中的义理以及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了。与此同时宋代政权的建立，急需一种新的伦理来巩固与维护当权统治。当时的二程与朱熹便为了捍卫儒学道统，作出了复兴儒学的努力，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批判佛教的同时将佛教中丰富的思辨性以及理论特点来补足儒学理论上的短板。在朱熹在对儒家理学构建的过程中，对佛教也作出了相应的批判，其中一点就是对佛教“空”义的批判。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提到：
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视听之，则犹有形象也。若心之虚灵，何尝有物？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心有了“虚”的性质，心之本体才会有明、灵、觉的特性。而朱熹“心虚”的提出，还特意将佛教中所强调的心“空”区别开来。
在《朱子语类》中便提到：
“玄空”，又说“真空’”。玄空便是空无物，真空却是有物，与吾儒说略同。
朱熹认为佛教的“空”，是依附于道家的“无”而来的。虽然两者都讲“无”，但道家把“有无”做成两截看，先有了无，然后是有，存在一个先后顺序。而佛教的“空”就是彻底的“无”了。
在《朱子语类》中：
“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无了，所谓‘终日吃饭，不曾咬破一粒米’；终日着衣，不曾挂着一条丝’。若老氏犹骨是有，只是清静无为，一向恁地深藏故守，自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无做两截看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认为佛家的“空”只是“无”。说到底是在讨论“空”掉了什么。儒家的“空”，则是“万理成备”，即儒家的仁义礼智之理，都是真实不妄的，而认为佛教是在否认这些人伦至理。
同时他认为，佛教中的“空”，即空上说空，而儒家则是在“空”上面说一个实，这是儒家与佛教之间的根本差别。而终究其原因，便是儒家入世观和佛家出世观的差异。朱熹认为佛教只有当脱离了世俗关系独立的主体存在，在脱离世俗的关系后，主体才能获得其真实的状态。而儒家则是在脱离于人事之外独立的个体是不可能的，一旦离开了人伦世事、离开了人际关系，自我根本便无法确立。所以儒家的自我是关系的自我，不是脱离了人伦事理的纯粹的自我。
关于“性”的理解
同时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即“性”对于儒家来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伦理原则，而佛教对于“性”的理解则不认同。朱熹指出其“盖道无形体，只性便是道之形体……盖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义礼智，便是实理。吾儒以性为实，释氏以性为空。”
朱熹更是举例了一个佛教故事：
某国王问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见性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
这个故事是佛传中的波罗提尊者与印度异见王的一段谈话，故事所要表达的是当下的那颗心不起妄念的状态。
他认为这个故事所表达的是：
“作用是性：在目曰见，在耳曰闻，在鼻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即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且如手执捉，若执刀胡乱杀人，亦可为性乎？龟山举庞居士云“神通妙用，运水搬柴”，以比“徐行后长”，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后长”乃谓之弟，“疾行先长”则为不弟。如曰运水般柴即是妙用，则徐行、疾行皆可谓之弟耶？
即佛教的“作用是性”是缺乏对本体的把持，而只在用处的末端的为所欲为。
批判的原因
如果分析朱熹作出如此批判的原因，可以发现他自始至终坚定地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立足于儒家的伦理思想取批判佛教义理上的违背纲常。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基本，在朱熹看来佛教是不理会现世人生、治道伦理，不顾及仁义礼智、三纲五常，这由佛教出世的理论所致。所以一旦背离伦理纲常就会导致人的自私行为的出现。儒家的说法是“出义则入利”，即摒弃儒学之“义”，必入于“私”与“利”。
同时结合朱熹的所生活的地理与社会背景加以分析，可以知道当时的禅法对朱熹对于佛教的认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黎晓铃的《评朱熹对佛教心说的批判》一文中，提出了这个观点：马祖道一创立了洪洲禅后，其禅法思想较慧能大师的“直指心源、顿悟见性”禅法以及有了十分大的变化，其“作用是性”的禅法向着随缘任运、无证无修方向发展。这种禅法在福建迅速传播开来，百丈怀海、沩山灵祐、黄檗希运等作为其禅门开宗立派之祖师也都来自于福建，所以这种禅法影响十分深远。朱熹长期生活在福建地区，对于这种禅法在传播过程产生的流弊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深刻，所以举起儒学理论来批判其弊端。所以，在朱熹片面认为“作用是性”就等同于很容易被欲望牵走的“人心”：
释氏弃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遗其精者，取其粗者以为道。如仁义礼智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为性是也。此只是源头处错了。
所以朱熹认为佛教将心和理区别开来，心所思考的不是理而是“空”，而儒家的“心”万理兼备，包含和思考实实在在的现实事理。所以，儒家的“心虚”与佛教的“心空”便不是一个程度的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