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世之国

关于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形成，因为语言问题本人暂时无法对巴利文经典作为参考，于是只参考了印度佛教史相关的中文著作，如平川彰的《印度佛教史》、戈耶尔的《印度佛教史》以及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在这三本书中，都一致认为佛教中的“第二次结集”与“根本分裂”是相关联的。所以，将“第二次结集”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么分析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形成（根本分裂）便变得简单了。

背景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对“第二次季节”这个事件产生的背景进行一个大致的了解。

地理

首先是当时的佛教发展状况，在平川彰的《印度佛教史》中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交代：

佛教教团在佛减之后由中印度向南路方向进行教法弘傅，但也渐渐向西方推进。成为西方佛教重要根据地的是摩偷罗（Madhurā），是阎摩那河沿岸的都市，即是在德里稍微东南方的古城，比起中印度是远远地位于西方。

而发生“第二次结集”的地点，则是毗舍离/吠舍离（Vesāli），但如果只是阅读这些文字会比较抽象，所以我制作了一张简易的地图来进行表明当时西部佛教中心与”第二次结集”发生地方的地理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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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提一嘴，在平川彰与吕澂的书中，将“第二次结集”发生的地方称之为“摩偷罗”，这个地方看起来很陌生，其实在佛教美术史中，通常将这个地方称之为“马图拉”或者“秣菟罗”，这个地区的造像与犍陀罗造像并称为古印度早期两大佛教造像风格，虽然这已经是公元一世纪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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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僧团

关于当时的社会与僧团的关系，在戈耶尔《印度佛教史》中他引用了 Origins 的著作第11页：

在佛陀涅槃后，佛教的戒律和学说都明显处在发展中。僧团的财富、成员和组织的复杂性都获得增长。

他指出了财富的增长是造成争论的主要原因。而吕澂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也有类似的阐述：

吠舍离当时商业发达，豪商很多（如后来用做代表人物的维摩诘就很有钱），佛教又特别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常常有金钱的布施，不能不接受。
对于当时政治情势，平川彰在书中这样阐述到：
根据锡兰史传，佛陀的入灭是在阿阇世王即位八年时。阿阇世王虽然是弑父即位，但他是英明的君主，征服中印度各地，巩固摩竭陀的王权。王朝在他之后持续了数代，到那迦逐写迦王(Nāgadāsaka）时为人民所废，由大臣修修那伽(Susunaga〉即位，开创了修修那伽王朝，此时代的阿槃提也被摩竭陀国所征服。

所以，从上面的引用中可以知道，当时印度社会处在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达的阶段，所以这也相对也影响到了僧团与世俗社会之间的相处关系。

第二次结集

上一节中对当时古印度佛教相关的情况进行了了解，这一节继续深入更为关键的“第二次结集”。

文献记载

关于“第二次结集”的文本，{最早是出现在巴利藏《小品》第十二犍度中}，在{《善见律毗婆沙》中也有记录}。同时，{锡兰王统史的《岛史》}以及巴利藏律部的《七百犍度》中，也记录这个事件。同时在戈耶尔也指出，关于这次结集的汉译与藏译文本的记载存在不同，但是关于这次结集的起因以及所讨论和决定的事情是基本一致的，从史学角度也确定了这次集结的的真实性。
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这次集结的起因：在佛灭后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印度西部佛教根据地“摩偷罗”的耶舍迦兰陀子长老来到毗舍离之后，看到这个地方的比丘放宽了某些戒律，并指出他们这样做是“非法”的。但是耶舍迦兰陀子却遭到了当地比丘们的排斥，在《小品》中更是记录了耶舍迦兰陀子被当地比丘给予了“{谢罪}”，甚至最后遭到了“{举罪}”的处罚。于是耶舍迦兰陀子返回向西部与南部的比丘求援，他们也认同是“非法”的，于是西部与南部的比丘决定前往毗舍离解决这个争论，这便是“第二次结集”的起因。

十事

关于毗舍离的比丘放宽戒律，具体有十件事。在戈耶尔《印度佛教史》中的这十件事为：

（1）可以在角器中储藏盐，需要时取用。
（2）午后还可以进食。
（3）在一次乞食后，还可以在邻近村庄第二次乞食。
（4）可以先采取行动，然后由僧团批准。
（5）可以在同一区域的不同地方举行布萨仪式。
（6）随意按照习惯行事。
（7）饭后饮用凝乳。
（8）使用没有贴边的毯子。
（9）饮用棕榈汁。
（10）接受金银。

在平川彰的《印度佛教史》，这十件事为：

（1）盐净
（2）二指净
（3）聚落间净
（4）住处净
（5）随意净
（6）久住净
（7）生和合净
（8）水净
（9）不益缕尼师檀净
（10）金银净

而这十件事中最大的争论是在于第十条，即与金钱相关。在本来的戒律中，是禁止比丘接受金钱的，但是毗舍离的比丘因为当时社会环境等原因，对这一条戒律进行了适当放宽。{所以平川彰认为关于“十事”的争论，虽然耶舍是向西部的比丘求援，看似是西部佛教与东部佛教之间的争论，但是他指出在东部（摩揭陀以及毗舍离）的比丘也有反对“十事”，所以整个争论本质上是主张弹性戒律并允许特例的宽容派与彻底严守戒律的严格派之间的对立。}至于东部比丘反对“十事”的依据从哪里来的，他的书中没有标出出处。

结集

上面的文献记载中提到了，耶舍迦兰陀子返回向西部与南部的比丘求援，并决定前往毗舍离解决这个争论。而如何解决这个争论，依据巴利藏律部的《七百犍度》、《小品》以及《岛史》中记载，这次集会共七百人，由萨婆迦眉（Sabbakāmī）主持，除了对戒律的内容进行了统一，决定毗舍离的比丘的行为是“非法”的。同时在其后用会诵的形式，将{圣典}进行了一次结集。后世依据这次参加的人数命名为“七百结集”，或者依地点称之为“毗舍离结集” 。
参与“七百结集”的有话语权的长老上座大多数都是严格派，所以这是是由主张彻底严守戒律的严格派进行的裁决。实际情况是多数人并不接受这次的裁决。看似争论被解决了，实则放大了分歧，在《岛史》中记载，不接受这个裁决的毗舍离比丘们聚集起来，进行了另外一次结集，另外订正了经与律。因为这次参加人数上万，所以称之为“大结集（mahasangha或mahasangiti）”。也因为人数较多，被称之为“大众部”。
从此，佛教教团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也就是所谓的“根本分裂”。虽然称之为“根本分裂”，吕澂在书中指出，两派各行其是，{并没有发生谁是正统的问题}。{平川彰进一步认为，虽然两派分裂了，但是佛教横跨印度相当大的地域，再加上交通以及信息互通的滞后，所以这个分裂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完成}。{而戈耶尔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部派的分化扩大，最终为小乘与大乘的出现铲平了道路。}

大天五事

但是，除了上述文献中记载的“七百结集”造成了“根本分裂”，在北传佛教文献中如《异部宗轮论》以及《大毗婆沙论》以及南传上座部的《论事 》中将“根本分裂”的原因是由“大天五事”引起的。具体而言是华氏城一位名叫“大天”的比丘提出的五件事：
（1）阿罗汉仍受诱惑（余所诱）
（2）阿罗汉仍有无知（尚有无明）
（3）阿罗汉仍有疑惑（还有犹豫）
（4）阿罗汉依靠教师获得阿罗汉性（他人使其悟入）
（5）阿罗汉随着发出的惊叹声得道（道因于声而起）
关于将这件事作为分裂的原因，平川彰与吕澂持的看法类似。平川彰认为“大天五事”是因为佛灭百年后两派分裂而起的，不是不可能，是部派佛教时代争论主题的一种而已。吕澂则认为《异部宗轮论》中将“大天五事”与阿育王联系起来，就存在明显的年代错误，所以“大天五事”是晚于两派分裂的。

根本原因

上面的小节中分析了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形成，是因为西部佛教教团与东部佛教教徒在戒律上的争论，双方通过“结集”来裁决订正，并最终导致了两派分裂。也就是说“第二次结集”与“根本分裂”是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如果进一步讨究西部佛教教团与东部佛教教团为什么会在某些戒律上存在分歧，仅仅只是社会环境对僧团的影响而造成的，这个理由就显得过于苍白与不太具有说服性。
关于造成两派分裂的根本原因，戈耶尔与吕澂都有进一步的解释。戈耶尔认为佛教教团内部从最开始便已经存在着了不同意见与声音的，佛陀在世的时代的不接受他教导的比丘提婆达多等。以及在佛灭之后的“第一结集”的时候，也有如富楼那与憍梵波提也提出不同观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佛陀并没有指定一个特定的继承者，而是将“法”作为僧团的指导，戈耶尔认为这是“{助长了离心倾向，因为不同的考虑必定导致形成不同的群体}”。
吕澂的观点与戈耶尔的类似，吕澂在书中进一步从思想层面将这个问题说明清楚，他指出从原始佛教中，佛陀在某些哲学问题（十四无记）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是这些问题不去解释，在佛灭之后就变得更加突出了。同时，佛陀在涅槃之时叮嘱弟子，以后要依靠“法”。但是，对于“法”的解释不同人都有着不同的解释。吕澂认为两派分裂本质上就是“对佛陀本人的看法有分歧”而造成的。

结语

本文通过文献角度分析了两派分裂所在时代的背景情况、发生的起因以及根本原因。可以知道造成两派分裂分裂的原因是因为教团内对于“法”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分歧，再加上当时古印度的社会、经济对教团的影响，将这种分歧进一步扩大。于是具体到了“十事”上面，导致东西佛教教团之间只能通过“结集”来解决问题，但这个“结集”并没有将分歧解决反而使得这个分歧演变成了具体的分裂形式，即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