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世之国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深感“生老病死”给自己带来的烦恼。所以当白居易开始正视“死亡”这个人生哲学问题的时候，他逐渐放弃了禅宗中的“悟”来解决此生的难题，转而投身净土信仰中，通过做功德、念佛、持戒来期许来生往生极乐净土之中。如此佛教思想的转变也体现出了他佛教实用主义的观点。回顾白居易一生，他对佛教法门的择别为自己所用都是功用性的，能迅速解决自身实际问题的，而净土法门也契合了他晚年的精神需求。

白居易生平

白居易（公元772年2月28日至公元846年9月8日），字乐天，文学家、诗人，是中唐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因为其诗歌中语言通俗易懂且平易近人，所以其文学作品在各阶层中受到了广泛的传诵。

白居易二十九岁时中进士，随后开始了仕官生涯。先后担任了校书郎、盩庢县尉、翰林学士、左拾遗后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因白居易的母亲坠井，丁忧期后回长安后，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是白居易仕官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思想的转折点。

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谏言请求调查追缉凶手。但是他的谏言行为招致他人的排斥与诬陷，有人认为他越职言事，并从他的诗歌中解读出不利他的舆论。最终导致白居易被贬至江州，任江洲司马。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怀揣着“兼济”理想抱负并投身仕官生涯的他，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思想逐渐向“独善”偏移。

此后白居易先后在杭州、苏州任职，最后回到长安任秘书监，后因病至洛阳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此后白居易的晚年大都在洛阳度过，直至去世，葬于龙门石窟对岸。

所以白居易的生平，以被贬江洲作为分割节点大致分为两部分：前期兼济时期，后期独善时期。

白居易诗歌中的佛教

白居易的诗歌现存三千六百多首，「1、《白居易与佛教——以诗歌为研究对象》」在这些诗歌中能看到不少佛教词汇的出现，涉及到佛教文化的诗歌有三百多首，占诗歌总数的十分之一，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一个相当高的占比。这些佛教相关的诗歌也能从侧面反映佛教思想对白居易思想的影响以及白居易对于佛教思想的理解和运用。

在《白居易与佛教——以诗歌为研究对象》中将白居易与佛教相关的诗歌题材大致分为：游寺、访僧、礼佛、研经。在《白居易与佛教——以诗歌为研究对象》文中统计了白居易拜访过的寺庙有三十多所，在「2」《白居易与佛道交往诗研究》中作者也统计了白居易与佛教徒（高僧大德、普通僧人、居士）交往的诗歌也有五十四首。从上面的统计中，大致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于佛教的接触方式是相当多样的，并非是停于在表面的浅尝辄止。也能间接说明白居易的佛教思想是十分杂糅的，各个宗派的想都对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他又能从这些丰富的思想种类中，选择其中能满足某个阶段自我精神需求的，再反映到对应阶段的诗歌创作上。

白居易不同时期佛教思想的特点

将白居易的生平和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佛教相关诗歌中的思想特点结合起来，可将白居易的佛教诗歌分为大致三个时期：泛佛教信仰时期、依赖佛教时期、“香山居士”时期。

泛佛教信仰时期

作为从小受到儒家教育的白居易，在长安仕途节节攀升，此时的他主导思想是儒家。此外那时的长安已有伽蓝一百多所，佛教文化盛行，佛教与士大夫阶层的交流变得频繁，因此文人常常出入于寺院中，与僧人谈玄说妙。白居易也受当时社会主流的影响，追求风雅，也会参访一些寺院，但是此时的他仅仅将寺院作为娱乐游玩的地方，且与僧人们的交流也相对浅显。

这个时期他的佛教诗歌中主要包括了写景、咏物、访僧等题材。

所知白居易较早创作的佛教相关诗歌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左右的《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

日暮天地冷，雨霁山河清。长风从西来，草木凝秋声。
已感岁倏忽，复伤物凋零。孰能不憯凄，天时牵人情。
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烦恼生。

从这首诗中，白居易借景来表现自己对于万物终将逝去的伤感，最后用一个询问佛教修行方法的问句，表达了自己希望对得失烦恼的超越。整首诗，没有太复杂的佛教思想在其中，没有佛教专属名词，也没有自己对于佛教的理解。但是其所表达的思想，能与佛教的“无常”观得到呼应，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佛教思想的初步了解。

在另一首同时期创作的《题赠定光上人》中：

二十身出家，四十心离尘。
得径入大道，乘此不退轮。
一坐十五年，林下秋复春。
春花与秋气，不感无情人。
我来如有悟，潜以心照身。
误落闻见中，忧喜伤形神。
安得遗耳目，冥然反天真。

这首诗中，白居易对于定光上人的修行给予了非常高的赞叹和肯定，他对于佛教中的观照与禅定开始有了片面的了解，而且有了自己的初步理解与思考。白居易的前期诗歌，对于禅观颇有兴趣，不少诗歌中表现了他对于禅定观照思想的理解和思考，如《苦热题恒寂师禅室》：

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
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

这首诗用“酷热”和“清凉”两个概念进行对比，突出了通过“禅定”能获得“心静”，而对外在的“酷热”不觉，进一步引申说明了“心静”能调伏自身烦恼所引起的“热恼”。这首诗充满了他对于禅定思想的理解，甚至还能在诗歌中加入自己的思考。白居易巧妙的运用了“对比”、“明暗”的手法，使得整首诗的意味比较丰富。首先，从现实角度，人人感到“酷热”，但是在禅师却不出门，难道是禅房里面不热吗？是因为禅师处于禅定之中，没有世俗纷扰，所以闲静不躁动，才能感到“清凉”。然后，将思想上升，进一步引申，世人们被各种烦恼所困扰，“贪嗔痴”三毒时刻都在逼恼身心，但是在“禅定”之中，将心调伏，安于一处，使得“贪嗔痴”三毒不得以现起，这样才能感受到佛法的“清凉”，最终悟入“真如”。

总的来说，白居易前期的诗歌，还停留在对佛教教理单纯的兴趣使然，并没有将佛教的实践修行运用到自身上，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佛教思想的体现并不深刻，停于表面，流于空谈。

依赖佛教时期

白居易母亲的去世以及女儿的离去，这两件事的打击使白居易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时候，他便有了借助佛教来消除他的内心痛苦的想法，在《夜雨》中：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

白居易通过深夜残灯、空堂、秋雨等事物的描写，突出了整首诗悲伤的氛围。最后他道出在这个悲伤的时候，如果不去学习佛法，那么这个心如何才能安顿平息下来。这首诗可以看做是白居易佛教思想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从兴趣使然的空谈到内心发愿向修学佛法来对治内心的不安的转变。

关于发愿，在白居易的《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中有所体现。这首诗是白居易在丁忧结束回朝之时，去蓝田县悟真寺的游记。在诗的后段，白居易这样写道：

身著居士衣，手把南华篇。终来此山住，永谢区中缘。
我今四十馀，从此终身闲。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

这是他第一次以“居士”自称，这种身份的转换标志着他对佛教的认同，表现了他对自己精神世界新的追求态度，同时最后一句也是白居易对日后生活方式的展望和愿景。

紧接着，被贬江州是白居易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这件事使得白居易的儒家思想变得动摇，他曾经满腔热血的理想抱负被现实击得粉碎，这时候宗教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与佛教接触越来越密切的同时也进行了不少实践活动，并最终上升成为了个人信仰。

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这篇诗评中对自己曾经所做的“讽喻”诗歌的遭遇充满了无奈与不甘：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随后，他认清现实，从“兼达”向“独善”转变：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从此以后，白居易的诗歌中现实主义的“讽喻”少见了，多了自我追求的“闲适”诗歌。

与此同时，白居易与僧人的交往变得频繁。与僧人的交往，使得白居易的宗教情怀逐渐建立起来，再加上对佛教经典的深入阅读，这个时期白居易的佛教思想体系逐渐构建了起来。

如在《因沐感发-寄郎上人上二首》中：

渐少不满把，渐短不盈尺。
况兹短少中，日夜落复白。
既无神仙术，何除老死籍？
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
掩镜望东寺，降心谢禅客。
衰白何足言，剃落犹不惜。

白居易因为沐浴后发现头发掉落明显，日渐稀少，而心生感慨。这时候，白居易引出了“老”、“死”佛教“八苦”的概念，而要想拔除这些苦厄，则需要修习佛教的解脱之门。最后白居易遥望东林寺的朗上人，展开更深入的思考，自己还在为头发的稀疏而焦虑，而那些寺中僧人，对于衰老的白发毫无任何的惋惜，更别说剃发出家了。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白居易这个时期的诗歌较前期诗歌中佛教思想的理解更加成熟，其运用的佛教理念更加合理与深入，泛泛而谈的情况少见了。

“香山居士”时期

在回到洛阳之后，晚年的白居易以“香山居士”自称，此“香山”为洛阳龙门的香山寺。这个时期的白居易，已经将佛教信仰实践到自己的日常当中。如《赠僧五首-钵塔院如大师》中：

百千万劫菩提种，八十三年功德林。若不秉持僧行苦，将何报答佛恩深。
慈悲不瞬诸天眼，清净无尘几地心。每岁八关蒙九授，慇勤一戒重千金。

最后一句中写明了白居易每年都要受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佛陀为了让在家弟子既能过一种清净斋戒的生活，又能够适应日常生活，所制定的在家居士斋戒。佛教中的三皈五戒能使众生不堕三涂，而“八关斋戒”则更上一层，对于淫欲和饮食的戒除和节制更加严苛，所以受持“八关斋戒”是种出世之因，是了生脱死的门径。因此也符合了白居易晚年的“生死”观。

白居易另一个佛教实践活动就是坐禅，如《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

手札八行诗一篇，无由相见但依然。
君匡圣主方行道，我事空王正坐禅。
支许徒思游白月，夔龙未放下青天。
应须且为苍生住，犹去悬车十四年。

白居易已经无心辅佐君王成就大业这种事了，他距离最近七十岁还有十四年，只想安心坐禅，直至终老。

白居易与净土宗的关系

在江州构建净土思想

白居易被贬江州任司马一职，因为其职务的闲暇，所以他有大量时间游历江州，而庐山在他净土思想构建的过程中，可谓是缘起之地。

根据《白居易与佛教》【1】一文中的统计，白居易在庐山访寺所作的诗歌有12首之多。可以看出庐山是白居易的一个较主要的活动场所。而庐山东林寺，是慧远法师住锡过的道场，法师曾在此弘扬念佛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净土宗的发源地，所以名声在外，尤其是慧远法师“十八贤”在庐山结白莲社之事，更是在唐代甚至宋代文人中广为流传，如宋陈舜俞《庐山记》中就记载了这件事：

昔谢灵运恃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见远公，肃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经》。因凿池为台，植白莲池中，名其台日翻经台，今白莲池即其故地。远公与慧永、慧持、昙顺、昙恒、竺道生、慧睿、道敬、道炳、道诜。白衣张也、宗炳、刘遗民、张诠、周续之、雷次宗、梵僧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十八人，同修净土之法，因号“白莲社”。

从文本中可以知道，东林寺的莲池亦是谢灵运钦敬慧远法师所凿，而同样作为文人的白居易亦能于此感受到共鸣。在《东林寺白莲》中能看到白居易对于莲花的赞叹：

东林北塘水，湛湛见底清。
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茎。
白日发光彩，清飚散芳馨。
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
我惭尘垢眼，见此琼瑶英。
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
夏萼敷未歇，秋房结才成。
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
欲收一颗子，寄向长安城。
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

诗中出现的“芙蓉”、“菡萏”亦都是莲花的别称。莲花的含义在佛教经典中有不少阐释，如《摄大乘论释》卷15中解释道：

又蓮花有四德，一香、二淨、三柔軟、四可愛，譬法界真如總有四德，謂常、樂、我、淨。於眾花中最大最勝，故名為王，譬法界真如於一切法中最勝。(CBETA 2020.Q1, T31, no. 1595, p. 264a12-15)

莲花在佛教中是代表着清净的，尤其在净土经典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如《佛说阿弥陀经》中描述极乐世界的莲池：

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

更进一步在《佛说无量寿经》中将莲花中化生作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具体形式之一，将清净的莲花与往生结合起来，进一步体现了其极乐世界的殊胜与不可思议：

其上輩者，捨家棄欲而作沙門，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修諸功德願生彼國。此等眾生臨壽終時，無量壽佛與諸大眾現其人前，即隨彼佛往生其國，便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住不退轉，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難！其有眾生欲於今世見無量壽佛，應發無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願生彼國。」(CBETA 2020.Q1, T12, no. 360, p. 272b16-23)

东林寺盛开的莲花，不管是在现实中的意向，还是在净土思想中的意向，都是清净无染的。而白居易之所以写这首咏物诗，也许自己与谢灵运穿越时空般思想合一，对慧远法师的仰慕与钦佩之情都凝聚在这池清净的莲花当中。

白居易更是在其诗中表达了自己对慧远法师“十八贤”在庐山结白莲社这件事的仰慕，如《春忆二林寺旧游，因寄朗、满、晦三上人》：

一别东林三度春，每春常似忆情亲。
头陀会里为逋客，供奉班中作老臣。
清净久辞香火伴，尘劳难索幻泡身。
最惭僧社题桥处，十八人名空一人。

他是多么渴望自己也是这“十八贤“中的一员。在他的《草堂记》中也表达了自己对“十八贤”认同：

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载，我知其心以是哉!

所以白居易在庐山做了一件事，以此来致敬慧远法师等“十八贤”，那就是“置草堂”。

除了带着致敬性质，草堂也是白居易在江州时期逃离官场名利的隐世之地，他将草堂作为致敬终老的归宿，连长安都不再是唯一的故乡了，白居易的草堂在他精神世界象征是如此的重要。（【3】《重题》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

晚年的净土思想

在庐山的活动以及净土信仰的建立在此之后深深影响着白居易的佛教思想，在他诗中也时常回忆起他在庐山的过往。“一别东林三度春，每春常似忆情亲。”（【4】《春忆二林寺旧游因寄朗满晦三上人》）。如果说在江州是白居易净土思想构建的时期，那么晚年的他主要佛教思想则是“往生西方净土”，并且不再是流于片面的形式，而是真实落实到生活实践当中，成为了自己修行的主要法门。

净土宗发展到唐代，思想与行仪已经非常完备了，尤其是在集大成者善导大师推动下，将净土宗的义理和行持方法进一步揭示，使净土宗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佛教宗派。善导大师继承了昙鸾、道绰大师的思想，强调依“他力本愿”能迅速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理论，让净土法门的行持变得更加平民，这让社会各阶层都能轻易接受净土法门，深入民心。

回到洛阳的白居易对世俗名利的追求已经越发淡薄，他追求那种“闲适”的生活。而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深感“生老病死”给自己带来的烦恼。所以当白居易开始正视“死亡”这个人生哲学问题的时候，他逐渐放弃了禅宗中的“悟”来解决此生的问题，转而投身净土信仰中，通过做功德、念佛、持戒以期许来世往生极乐净土之中。如此佛教思想的转变也体现出了他佛教实用主义的观点。回顾白居易一生，他对佛教法门的择别为自己所用都是充满功用性的，什么能迅速解决自身实际问题就选择哪一门，而净土法门也契合了他晚年的需求。

在《画西方帧记》中有记载晚年白居易将自己的俸禄拿出创作净土经变画：

当衰暮之岁，中风痹之疾，乃舍俸钱三万，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弥陀》《无量寿》二经，画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广丈有三尺；弥陀尊佛坐中央，观音、势至二大士侍左右。

随后文中记录了白居易发愿将此画的功德回向众生，离苦得乐，上品往生极乐世界。这时候的白居易，佛教信仰已经变成了生活中的日常，不管是语言还是行为都在按照一个佛弟子的标准在行持。

他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向往时刻在言行中体现着，在他创作的《念佛偈》中就能看出来：

余年七十一，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作福畏奔波。

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

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跎。

旦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多却阿弥陀。

达又作么生？不达又如何？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

在诗中，白居易用极其易懂的语言来阐述自己念佛的体悟，与之对应，恰好符合了善导大师提所出的净土往生法：安心、起行、作业。其中的安心包括：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起行则是念佛者起身口意三业，又可分为两种：正行与杂行。正行即是读诵、观察、礼拜、称名、赞叹。诗中“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满足了安心一法，而“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则满足起行一法，这些足以说明白居易晚年对于净土念佛法门的坚定信念以及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行持。

宋代的《佛祖统纪》中这样写道白居易在临终时：

一夕念佛坐榻上。倏然而逝。(CBETA 2020.Q1, T49, no. 2035, p. 282b28-29)

在生命的最后，白居易将身心都交给了弥陀，至诚念佛，通过“他力”往生净土。

后记

白居易作为唐代文人的代表，本文通过分析回顾白居易的生平，从他诗歌文献中寻找出线索，反向解读出他的一生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净土信仰则是影响他较大的思想之一。

虽然在文中得出了这样一个大致的结论，但是自己也深感一些不足，比如对白居易的诗歌文献的数据统计太薄弱，对诗歌的文学解读还不够，往往将白居易置于“信徒”身份而非最主要的“文人”这个身份上。所以，本文以笨拙的方式来弄清问题，有纰漏之处，虚心接受指正。